关于我之朝花夕拾—离殇

作者：邵青 《澳洲汽车杂志》

十分钟前收到C的短信，说是移民成功，明年举家爱尔兰，同志们再见了！

倍感突然的同时，打心眼儿里为C高兴，真的。记得很多年前就听他念叨过移民的事，但在我心里也就是和多数人一样，雷声大雨点小，说说罢了，想不到此番成真，对这个年龄拖家带口在北京活得优哉游哉的小康之家而言，这样的决心不是谁都能下得了的。

C是我大学小一届的师弟，但实际年龄比我大一岁，估计中学留过级（lol）？C其实和我不在一个系，彼此结缘完全是因为足球——遥想当年，我是我们学校校队和系队的双料队长，而C是校队的副队长，我打中卫，他在我身边打左后卫，着实有很多毕生难忘的少年时光，一幕幕想起来有如昨日般清晰，好像印在心里，永远都不会忘。

C笑言这一把年纪一切重头，等于再活一次，一辈子过两辈子的活，虽说辛苦点，但挺好，关键是想让孩子有个好的环境，自己一老炮儿宅男，国外那种清静得没边儿的日子也适合，对吧？我说挺好，这一步踏出去，就永远不要回头，待在那边，好好过日子。。。

然后C就开始问我到了爱尔兰该买什么车、语言要适应多久等等诸如此类了无新意所有新移民的普遍困惑，有一搭没一搭在微信上和他闲扯的时候，不知为何脑海中突然浮现出一个已经非常遥远的身影——忠伯。

忠伯姓梁，梁家和我妈妈家是世交，忠伯的父亲梁老先生解放前是国民政府造币厂的总工程师，梁家家境优越，所以几个孩子自幼便受到良好的教育。

我妈从小常去梁家，和她年龄相仿常在一起玩儿的是老三和老四，而本文笔者口中的忠伯，是梁家老二，和我舅舅是发小，从小学到上海中学，一直是同学，后来我舅舅去了北京外国语学院，即现在的北外，而忠伯考进天津大学化工系。

梁家祖籍广东中山。解放前上海的居民构成中有相当比例的广东人，当然还有本地人、宁波人、苏州人、无锡人等等，以及大量逃难过来的苏北人。49建政后不久便是梁家长达数十年种种灾难的开始。梁老先生在肃反中被定性成反革命而锒铛入狱，直至几年后病死再也没能出来。梁家老三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在文革初期因和几个同事在闲谈中提及江青种种所为而因此成为梁家第二个反革命被发配至天津劳改数年，刑满释放后历尽周折终于调回广州工作，如今含饴弄孙还算自在。

忠伯年轻时生得一表人才，再加上潇洒又略带不羁的气质，便颇有些女人缘。在天大读书时虽说穷得叮当响只能在食堂打最便宜的丙菜丁菜，但还是不乏倾慕者，其中更有用如今的话说绝对是女神级别的演员向梅（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向梅是天大毕业的）。但忠伯并不理会，原因也不难揣摩，自是早有心上之人。

毕业后忠伯未能回到自小生活的上海或是广东老家，而是被分配在南京永利化工厂，尽管并不如意，但总算距离上海不远，永利在民国时期也是家颇有影响力的大厂。之后忠伯的心上人得益于海外关系从上海去了美国，两人自此天各一方，但我相信彼时他们仍坚信未来能够再相聚，可谁曾料想当年上海一别竟成永诀。

忠伯从未放弃出国和心上人相聚的努力，但彼时国内的大环境早已人心惶惶，忠伯的家庭出身又是如此，多年过去始终未能成行，而在美国，那个姑娘仍在苦苦等候忠伯，或许如今的年轻人无法理解从前的爱情，或许根本就是无法理解从前的一切。但我相信，人性的光辉与人性的卑劣，也只有在那样一个恐怖的年代和极端的环境中才会愈加放大，无论善与恶美与丑，都那样赤裸裸地呈现眼前。忠伯三弟因议论江青被打成反革命便是因为同房间同事揭发所致。

大学毕业大约十年之后，也就是文革如火如荼之际，忠伯并未因环境的混乱和际遇的困顿而放弃出国的努力，但事实上当时所有常规途径都已经彻底堵死。之前说过，忠伯是广东中山人，而广东，是彼时出国唯一的一点点希望所在，哪怕只有那么丁点的希望，甚至是九死一生，忠伯也要铤而走险走上一遭。

从60年代大饥荒开始到后来的十年文革，广东地区一波波的逃港潮就从未间断，这段历史无论从前还是现在都鲜有提及，但它真真切切地存在过，数以十万甚至百万计的广东人，用他们曾经鲜活的生命，前仆后继写就了人类历史上的一幕传奇，这个传奇的名字就叫——自由。而忠伯，便是那些无名者中的一个。

说起这段悲怆的历史，便不由想起柏林墙的往事。其实那二十年间发生在深圳河畔溢满血泪的种种，其勇气其坚毅其悲壮丝毫不亚于几乎同一时期东德人勇闯柏林墙的壮举，或许其中唯一的分别在于如今柏林墙已经作为历史被全面详实地呈现世人眼前，甚至在原址建起了柏林墙博物馆，而深圳河逃港潮的血泪史却几近湮没无人知晓。

所以，比起包括忠伯在内的不计其数的逃港者，东德人无疑是幸运的，全世界见证了他们的痛苦，也见证了柏林墙倒塌两德统一时的喜悦，德国摇滚乐队Scorpions甚至有感而发写下了Wind of Change这样的不朽名曲。可谁又能记住与柏林墙（1961）同时出现的逃港潮的罹难者？谁又会记得同样那个时代的数以百万计的投奔怒海的越南船民？没有录像，没有文字，他们抱着和东德人一样的梦想和信念，以一样悲壮的方式逃亡或是直面死亡。

常看笔者专栏的朋友都知道，邵青行文无论多么悲伤的话题，也都会尽量用轻松甚至诙谐的话语带出，人生已然荆棘遍布，让我们多些欢笑少些悲恸。但今天，回想起忠伯走过的这无比悲情的一生，说真的，任由我文采怎样，却再无法摆脱这份沉重与压抑。

如今回头再看，忠伯一生便是中华民族这几十年所经历的一切的一个缩影，我想，在那个时代，像忠伯这样才华横溢风流倜傥的曾经的少年人，有很多很多，比如忠伯的发小，我舅舅，其遭遇之悲惨较之忠伯更是有过之无不及，忠伯历遍沧桑，最后总算长眠于澳洲，舅舅，在苦苦熬过八年文革迫害之后，还是带着无尽的愤懑自尽而去。

说得有点远，深深缓一口气，继续忠伯的话题。

当年逃港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游水泅渡，二是坐船偷渡。前者较为快捷，但只适用于青壮年，且水性要好，后者则多为老弱妇孺。

今天蛇口“海上世界”地铁站附近的一片沙滩便是当年逃港者前仆后继下水的起点，运气好的话一个多小时便可游过深圳湾到达元朗。在我此时的想象中，在那些年无数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有多少人被身后边防军射出的子弹击中，又有多少人在水中力竭而亡，我们不得而知，但愿这些罹难者生命中的最后一眼，望见的是他们梦中的迦南—香港。

忠伯彼时已近不惑，所以选择了直接风险较低，但间接风险（不确定因素）高的船只偷渡。忠伯籍着探亲名义从南京回到广州，便踏上了这条再也无法回头的不归路。

那夜离家之时，忠伯的母亲梁家老太抓着儿子的双手，紧紧咬着嘴唇，坚毅地对忠伯说，“儿子啊，和妈妈说再见吧。。。到了那边，想办法尽快去美国找阿萍。。。记住，不管发生什么，都要坚强地活下去。。。永远都不要回来。。。走吧。。。快走。。。”

我想，在逃港潮的那二十年中，这样生离死别肝肠寸断的场景，这样的父母，一眼望去，不知有多少？

忠伯后来回忆说，梁老太为了不让眼泪流下来，嘴唇都咬破了。

很遗憾，一个婴孩的哭声将甲板下藏着的一船人全部暴露，当场便被边防军抓获。开船的蛇头以反革命罪加叛国罪被直接镇压，而包括忠伯在内的偷渡者全部被扣上叛国罪的罪名，忠伯被判刑十年。

这就是忠伯逃港的经过。

忠伯刑满从南京出狱时文革早已结束，深圳作为改开的桥头堡已是另一番天地。但忠伯当年青梅竹马的爱人阿萍已在美国嫁做人妇，忠伯的母亲也早已离世。此时的忠伯，万念俱灰，唯独离开这片土地的信念犹在，且更为强烈。八十年代中后期，忠伯来到澳洲，并籍时任澳洲总理霍克在90年代初的义举获得澳洲身份，此次，忠伯颠沛流离的人生总算有了片刻的宁静。

当我来到悉尼之时，忠伯已是耄耋之年的老人。他第一次在悉尼见到我的时候，跟我说，青青（亲友们一直这样叫我，可能是因为我自小生得白白净净斯斯文文吧），你是个好孩子，和你妈妈小时候一样，都是那么斯文懂事。。。

再后来，忠伯开始有些老年痴呆，去了养老院。我最后一次见他应该是2006年，在养老院他的那个房间里，忠伯坐在轮椅上，早已恍惚的意识突然有一阵清晰，透过窗外院落中那棵陪伴他多年的老树，他突然跟我说，悉尼的天，好蓝啊。。。

此时忠伯眼中有一抹泪光划过，让他那早已浑浊的目光瞬间有了光彩，或许在那一刹那，忠伯又回到了童年时的上海、回到了中山老家、回到了我舅舅和儿时玩伴们的身边、回到那夜的深圳湾，只是再也无法听母亲说一次“你要坚强地活下去”。。。

之后没有多久，忠伯便逝世于悉尼。他的兄弟姐妹原本计划将忠伯的骨灰带回中山老家，但忠伯早早便留下遗嘱，“。。。记住，就把我留在这里。。。我永远也不想再回到那边。。。”

这是忠伯遗嘱中的原话。忠伯死后，葬于悉尼。

以上便是忠伯的故事。经年累月间，时代变了，人也早模糊了从前的模样，但也有很多事情从来就没有改变，直至今时今日，仍是当年的样子，甚至变本加厉愈演愈烈。忠伯说过，他此生最大的憾事并非逃港失败，亦非错失良缘，他最大的憾事是未能亲眼所见那些杀人不眨眼的魔鬼得到正义的审判。但我相信，这一天终究会到来，善恶终有报，只分迟与早。忠伯，待得那一天，我一定会到你的墓前，跟你细述过往，偿你所愿。

洋洋洒洒说了半天，几乎忘了今天的主角本该是我的师弟C。说起来，比起忠伯那个年代，如今的我们多少是幸运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每个人的路也都不尽相同，但是兄弟，我相信你走的路是对的，记住，坚定地走下去，永远也不要回头。。。